周海婴回忆鲁迅:还父亲一个真面目

澳门十大娱乐网址大全『官方直营』:李菁 来源:中华女性网 2010-12-21 浏览次数:

不久前,鲁迅之子周海婴撰文出版了一本《鲁迅家庭大相簿》,公布了很多私人照片,谈起编辑这本大相簿的初衷,周海婴说:“我的想法是把鲁迅全面地展示出来,让大家知道生活中的鲁迅,真实的鲁迅,完整的鲁迅。”
  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短短7年,周海婴却用了近乎70年的时间来回忆,来讲述。 
   
周海婴回忆鲁迅:还父亲一个真面目 

  清癯、瘦高,尽管头发有些花白,但那标志性的“周氏”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。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,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“鲁迅”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。而这样的目光,实际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;但作为鲁迅的儿子,从他出生的第一天起,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。
 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,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。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,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“妈妈”,而在提及父亲时,他更多的是用“鲁迅”而非“爸爸”。或许潜意识里,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“公共的鲁迅”所占据。
父亲鲁迅
  母亲告诉我,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——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、很不安定,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,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,所以一直没要孩子。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,已是高龄产妇,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,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,父亲回答是大人,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。
 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,“‘海婴’,上海生的孩子,他长大了,愿意用也可以,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”。从这一点来看,父亲很民主,就是这么一个婴儿,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。
 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,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。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,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。四五岁的时候,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。那时候上海也不大,房子后面就是农地,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,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,有小虫子、有野花,这里也是我的乐土。
 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,很长一段时间,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“横眉冷对”,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、社会需要的鲁迅。的确,鲁迅是爱憎分明的,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,没有他温和、慈爱的那一面。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:“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?”他说从来没有。我又追问,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?他告诉我说,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,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,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。人家说,鲁迅的文章很犀利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,但那是笔战,是和旧社会、旧思想在对抗,必须要激烈。过去把鲁迅误解了,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。
 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,他喊我“乖姑”,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。70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,那时又没空调,整天身上、背上都是湿漉漉的,每年一到夏天,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,又红又痒,又抓挠不得。晚饭以后,跑到二楼,躺在父亲床上,那时天色已暗,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。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,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,用药水把海绵浸湿,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。每搽一面,母亲用扇子扇干,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,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“驱赶”,我躺在父母中间,心里无比温暖。直到天色黑尽,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,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。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 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,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,但我的家庭没有,就是一种非常温馨、平和的家庭氛围。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、蹑手蹑脚地,没有这种恐惧、害怕的感觉,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。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,上面印有浅浅的纹、人物或风景,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,选用不同的信纸。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,想表现一下自己,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,以自己的“眼光”为父亲挑选信纸。父亲有时默许了,有时感到不妥,希望我另选一张,而我却僵持不肯,每逢此时,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。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,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,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。
父亲与母亲
  在我眼里,母亲与父亲之间包含着两种感情: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,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、帮助。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,抄稿、寄信、包装等等。母亲喊父亲什么,我不记得了,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,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,询问他喝不喝水,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、该吃药了,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态度。
 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,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,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。母亲告诉我,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想出去工作;父亲听到后,把笔放下叹了口气:“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……”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。我想鲁迅最后10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,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。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,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,一切付出是值得的。
 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,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。对我父亲,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——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,既然是空烧掉,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?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。茶叶也一样,有时她泡在那儿,他也没喝,这不浪费吗?诸如此类。其实再周到、再细致的照顾,总是有不完美之处,这是很自然的。
  我生下来之后,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,因此没见过祖母。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,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,像北京的榛子——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;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,因为路途远,有时一打开,酱鸡酱鸭发霉了,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,而我觉得太可惜。祖母和父亲的前妻朱安的信,都是别人代写的,后来有些人还问我: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?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,说死后要念什么经、做什么被子、棺材要怎么样、点什么灯、做什么祭拜,文笔很深,文化很高啊!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,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。恰恰相反,我对朱安,还怀有尊重之情。
  父亲去世后,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,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,生活得比较艰难。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,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,说“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”,也很体谅母亲,“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,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,是很为难的”,收到生活费后她总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。
 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,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。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,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。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:“我听说海婴有病,我很记挂他。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。”我十五六岁后,她就直接给我写信,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,给她寄来一张,“我是很想你们的”。我知道在她心里,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。1947年朱安病故时,母亲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。

身为鲁迅之子

  说来奇怪,在父亲去世前几天,我放学回家的路上,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:“你爸爸要死了!”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。
  也许是那一段时间健康欠佳的父亲给我的心理暗示?1936年的大半年,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。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。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,我悄悄钻进卧室,听一会儿他的鼻息。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,水中浸着他的假牙。瓷杯旁边放着香烟、火柴和烟缸,还有象牙烟嘴。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,但总想尽点微力,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,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,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,然后悄然离去。中午吃饭时候,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“功劳”夸奖一句,不料,父亲往往故意不提。我忍不住,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:“今朝烟嘴里有啥么事?”父亲听后,微微一笑,便说:“小乖姑,香烟是你装的吧。”听到这句话,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,心里乐滋滋的,饭也吃得更香。
  1936年10月19日早晨,许妈上楼低声说:“弟弟,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。”我才知道,我没有爸爸了……我冲下楼,看到父亲躺在那儿,像以往入睡一样安详,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:“现在侬爸爸没有了,我们两人相依为命。”
  以前我不知道父亲是个那么有影响的人,如果有转折点的话,那就是父亲去世,很多人把他从家里抬出来,送到万国殡仪馆,后来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葬礼。从这个葬礼中,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地位和影响。父亲墓碑上的字是母亲让我写的,她后来说别人写都不合适,她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,实际上谁写对谁都是一辈子的影响,她不期望别人来写。实际上是更多的为了对方的安全。
  今年,是父亲去世70周年纪念,我也77岁了。身为鲁迅的儿子,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。对于这个身份,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,另一方面很回避。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“这是鲁迅的儿子”,因为我有我的工作,我的事业。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,后来在广电部工作。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,但很多时候,大家更是冲着“鲁迅的儿子”来的,而很多情况下我也身不由己,耗了很多时间、精力。可是如果不去,人家觉得不给面子,有时我也很苦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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